第151章 役（2/5）
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１００余万两，珠宝瑰异以万计。
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，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。例如严嵩当权时，某举人以２２００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；某刑部主事行贿１万３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；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，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。
这些贿赂高出当时的财政收入，官员们的钱肯定不是来之薪水，那么是怎么来得？！！！！
明代后期以后，这种贪婪变本加厉。
所以万历时，采木、织造、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，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１千两白银，但由于层层贪污，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１万两以上！
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，仅他生一女儿，即“诏户部、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“；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３０万两银子，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２８万两银子，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；
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“山积“、而金银数额以“亿万计“，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，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；万历时其他藩王“冠婚“，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，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，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。
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，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“生祠“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。
即使所谓低税的商户也并未有什么可乐的。
明朝商人地位低下，明中叶后统治集团为了购买消费品，政府强迫城镇铺户编入“市籍”，承担“当行买办”摇役，将其经售的商品卖给官府。官府依仗权势，从商品价格、货物交纳、货币支付等各个环节，刁难勒索铺户，使铺户破产(《明代的铺户及其买办制度》)。如应天府铺户，“占籍未及数年，富者必贫，贫者转徙”。北京“有数万金之家，一挂‘四司’铺户，无不荡产罄黄”。统治集团消费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，同时也加深了商人的苦难。
统治集团消费的恶性膨胀，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消费状况的恶化.
一方面，它把财政收入用光吃光，毫无生产性积累，从而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，限制了生财之道。另方面，统治集团消费恶性膨胀，财政支出口子越开越大。这是造成了大明中期以后财政危机逐步加深的基本原由。
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统治者生财无道，加派有策。但这是饮鸠止渴，其结果只能造成消费膨胀—财政危机—赋税如派—社会矛盾尖锐恶性循环的社会问题。在这恶性循环中农民受害最烈。
明末农民战争能以“不当差、不纳粮”、“均田免粮”口号，动员起千百万农民群众绝非偶然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是明代统治集团腐朽性消费恶性膨胀的产物，也是对明代财政分配制度的否定。
嘉靖后期何良俊说：“自四五十年来，赋税日增，徭役日重，民命不堪，遂皆迁业。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，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，已十倍于前矣；昔日官府之人有限，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，已五倍于前矣；昔日逐末之人尚少，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，三倍于前矣；昔日原无游手之人，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，又十之二三矣；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，已六七分去农”。
“赋税日增，徭役日重，民命不堪”，这是当时人的说法，没理由不信。
从明代财政收支的主要机构大包银库的记录来看，明晚期太包银库岁入白银是呈上升的趋向，如1570年是230万两，1577年增至440万两，以后的40年保持稳定，每年平均约在300万一400万之间，1618年是600万两，1630年增至900万两，163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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